长征：亦悲亦壮的历史丰碑

                                  ——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看长征的伟大胜利

      长征是被敌人撵出来的，是困境中的大逃亡；同时，长征又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英雄的史诗，是历史的丰碑。

      长征是胜利还是失败，在长征还没有完全结束时就有争议。张国焘说中央红军失败了。毛泽东说：“这个大转移（指长征——笔者注），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他又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毛泽东又从政治意义方面说：“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

      可见，在长征是胜利还是失败的问题上，既要承认事实，又不可失之偏颇，既要从军事的角度看，又要从政治的角度看。

      长征的确使党和人民的力量遭受了惨重损失。从1927年秋土地革命战争发生开始，经过苦心经营，到1933年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前，已在大江南北建立了8个战略基地苏区，其总范围达上百个县，人口上千万。各区都建立了共产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和群众武装、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组织，苏区内进行了土地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人，给了黑暗的中国以光明的希望。但因为主力红军战略转移长征，中央苏区、湘赣苏区、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和湘鄂川黔苏区丧失了，加上此前和此间的反“围剿”失败，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丧失，除西北的陕甘苏区外，南方的7个苏区全部丧失，留在苏区的难以数计的共产党员、干部、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惨遭敌人杀害。长征中，红军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从各苏区撤出的加上途中加入的长征总人数约23．5万人，到各部结束长征时剩下人数总和仅约6万人，损失近四分之三；留在南方苏区内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也损失了三分之二，从这一方面看，长征的确是党和红军的暂时的部分的失败。

      那么，又应当怎样看待长征是胜利的？毛泽东给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思路，这就是从战争的目的和战争的政治意义两个方面来看。

      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凡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就是胜利，反之为失败。红军战争的特点是严重的敌强我弱，不能苛求弱小的红军在一次作战中，消灭数倍乃至十几倍于己的全部敌人，而只要打破或突破强敌的进攻就是胜利。长征的结果，是弱小的红军突破了强大的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了队伍并且给了敌人一定的打击，无疑是胜利的；强大的敌人不仅没有能消灭长征中的任何一支红军，反而遭到红军的打击，受到相当的损失，无疑是失败的。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大凡战争总是担负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而且政治的目的重于军事本身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凡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就是胜利，反之则为失败。那么，长征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呢？红军战争履行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陷于严重危机时发生的长征，其政治目的是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走出危难，开创发展新局面。长征的结果，不仅保存了党、保存了红军，而且使党和红军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坚定，使党和革命不仅扭转了危险的形势，而且开始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无疑是胜利的，而蒋介石不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陷于严重危机之时，在红军处于大转移的流动中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消灭，将中国革命扑灭，无疑是失败的。

      从政治上看长征的胜利，还可以具体的深化。

      长征促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基本形成。党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引发了长征，这种错误又造成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促使中央不得不召开遵义会议；而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不仅率领中央红军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且战胜了党内的张国焘分裂主义，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并引导中国革命向抗日战争转变。实践检验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的能力，也确定了他们的领导地位。从遵义会议前溯到党的建立，后延到新中国的诞生，前后刚好是各14年。前14年，党和革命走着一条曲折的道路，直至陷入严重危机；后14年一帆风顺直到夺取全国政权。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又是何等万幸，而这个转折点就是长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长征迫使党选择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英明领导集体，党和中国革命不知还要在黑暗中徘徊到什么时候。

      长征促使党开始实现对全军的绝对领导。长征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强敌的包围，红军一直分散处于各自为政状态。这存在着严重弊端：一是各部有很强的独立性，无意中缺乏全局意识，甚至可以不问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正确与否，我行我素。二是被敌分割包围在各自区域各自为战，制约了队伍和战略基地的进一步发展，制约了作战规模的扩大。三是过分依赖于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稳定，也过分地依赖于有利形势的出现。四是极大地制约了总体战斗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发挥，反而有利于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为此，中央一直想改变这种状况，但因力量弱小等诸种原因而不能实现。蒋介石本意是企图把各路红军逐一撵出战略基地苏区，在流动中将其各个歼灭，却没料到把主力红军全部撵在一起，给了中共中央有了对全军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的可能。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虽然在短暂集中后又分赴抗日前线，但这短暂的集中，使全军官兵迅速地强化了全局观念，养成了自觉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和统一指挥，实现了全军的一致性。这是全军组织意识和统一观念的一次深刻变革，是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走向成熟的蜕变，从此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总体战斗力和政治影响力。

      长征促使了党对中国西部的革命开发。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主要兴起于中国的南部和东部，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红军和苏维埃运动，也首先主要发生在中国的南部和中部，西部少有党和革命的影响，缺乏对党和红军的真正了解。长征使中国南部的主力红军西移，最终会聚于西北黄土高原，而红军所到之处，又尽可能地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特别是以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秋毫无犯的群众纪律等活生生的形象，给了沿途人民以真实的感触和深刻教育，特别是沿途的少数民族同胞，真正地了解认识了党和红军。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宣传队，向沿途亿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是播种机，在沿途广大地区散布的许多种子，必将“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不是吗？经过长征在陕甘苏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北大本营，在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中心。

      长征促使红军的英雄本色升华为不朽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已成为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创造一切人间奇迹的象征，而长征精神则是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创造一切人间奇迹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长征是迫不得已，是悲壮的。但长征又如熔炉，以高温将铁炼成钢，这使我们想起两千多年前孟老夫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那句名言。由此给我们以启示：一个政党也罢，一支军队也罢，一个个人也罢，成长都必须付出代价，甚至要置于死地而后生。（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历史专家 陈伙成研究员）